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半出差土耳其，似乎不需14天隔离；一周之后，他的足迹出现这里遍布那里。既经郭素沁身在国会揭露，朝野诸党领导纷纷起哄；当事人始终轻写淡描，视之以微不足道的等闲之事。
不仅这样，伊斯兰党同志排队挺身袒护，说这个那个。当中，长老哈欣耶欣赞为“英雄”，随之剑指卫生部和外交部，7月7日部长戴誉归来，没有为他戴上粉红腕带云云：“卫生部疏忽了，外交部也疏忽了，连累他遭到抨击。”
长老说了，凯鲁丁此行促销棕油业，成就大马，名留天下。既然如此，想必外交部亦有苦功，何以怪罪彼等疏忽？何况，两国邦交，总有标准作业。唯凯鲁丁当初历尽千辛万苦，千里出使；土耳其大使馆脸书偏不见任何留影和贴文，不知何故？
犹为不解，身为统领战役前线第一人，8月25日记者会上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坦言，旗下官员，上至总监、副总监、传染病控制主任，皆没有得到属下禀报，都是上一周才获悉此事。
倘若这样，可见现行流程之中，确有疏漏，还是小事；可是，行政和立法之分权，显然大有问题。否则，凯鲁丁（或许连同他的家人）怎么可能通过机场层层叠叠的门禁，甚至没有戴粉红腕带亦可通关？
好吧，也许身为部长，确有方便作业的特别通道。然则，要是凯鲁丁当日确实携带家眷共游土耳其，他们怎么可以穿越所有的检验，豁免卫生部的既定步骤？难道，英雄的家人，也有特权乎？
好了，好了，千错万错，凯鲁丁不错。凯鲁丁不错，那是谁的错呢？不是凯鲁丁，那么，按照哈迪的道德逻辑，是否当罚诺希山顶罪？届时两岸山粉见之，恐怕都不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