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新加坡确是南洋群岛中文世界的大哥大。《百年书业话星衢》（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援引周星衢当年的文字载：1928年，大坡小坡先后开设的书店不下20家。（页24）
自此，中文市场日渐扩张。1950年至1970年，华人书店超过230家，供养环滁南洋的群体和个人。仅是小坡一带，集中逾40间书店。周星衢一人引领大众和世界两间书局开拓新路，出版逾4000种的书刊。（页28）
显然的是，那是周星衢个人文化事业的高峰，亦是新加坡中文发展的新境界。书里转述：世界出版社甚至曾经创下每天出版一本新书的记录（页73），速度惊人，由此可见。但是，教育政策渐渐生变，家长见之自然识do，选修中文的学生越是稀疏。耐人寻味的是，凭靠中文起家的周星衢幼子周曾锷，亦是“非华校出身”。（页103）周曾锷的教育转折，当然不是唯一个案，而是新加坡共有的现象。
市场如此，尔后多家传统的老牌书店先后熄灯（页111），也就思之自明：群岛文化社（1985）、星州书店（1990）、上海书局（2008）、万里书局（2011）、青年书局（2015）、今古书画、长河书局（2019）…….
现在的大众书局，也不再记忆里的中文书店，而是多元之综合：文具、礼品、电子工具，乃至零食小吃。根据档案，时至今日的大众，非书刊的比率已经占了八成，刚好和七、八十年代的结构倒转过来。（页112）
这些年，所谓中文书报，剩下多少，可想而知了。再往前推，新加坡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为何会把图个吉利的红包封写上“花开富贵”，改成惊悚全球的“花开富归”，也就不言可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