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以目前中国的强势，香港要硬碰中国，如同以卵击石。
不少香港人对中国的不满，也是一个事实。香港人过惯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回归中国后，民主已经不是民主，而被认为是所谓的“鸟笼里式民主”，尤其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简称特首）一职一直难以落实全面普选。
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是香港发生规模最大的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次抗争运动估计超过香港人口的1∕6，约120万人参与，影响深远。
暴露两制“主仆关系”
先不论雨伞运动的成败，但确是把部分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在9月的香港选举中送进了香港立法会，扮演“为民请命”、“为民喉舌”的角色。
1997年香港结束156年的英国统治回归中国后，并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一国两制不能只是挂在嘴边，当两制遇到“冲突”时，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获得解决，还是必须通过中国政治体制的“释法”来化解才是关键。
今天香港议员宣誓的风波，再次暴露了两制下的“主仆关系”。香港三权分立下的“司法”与人大的“释法”谁更有权力来为这场风波“定调”？
青年新政两位议员游蕙祯及梁颂恒上个月在议会宣誓时，因为称中国做“支那”和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被港府认定两人是有意图挑战和攻击中国及香港特区，有搞“港独”的动机。
本来有关宣誓的风波可以通过香港的机制来裁决，诚如曾经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香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指，香港本地法律已订明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后如何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无须“释法”，“释法”反而会助长“港独”。但中国人大对自己没有信心，老担心由香港的司法独立裁决可能不利中国，因此急忙下“指导棋”。
中国政府有权就香港法律进行解释，此类释法因此被认为有可能对这个中国半自治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带来影响。
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同在一个屋檐下，香港基本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机会，反抗的代价很大，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目前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是独立的两个政体，中国无法直接介入台湾的制度与选举，因此台独的势力得以滋长。
自由、民主、人权如果是普世的价值，那中国与香港、台湾在政体与制度上的差异，必然存在纠结，以至于冲突与反抗自然不能完全避免。“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强权与强势如果无法理解香港人的“民心”，也就无法使香港安定。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中国对其“九二共识”的立场摸不著头脑，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保证如何有效贯彻，何尝不也是香港在对中国“听其言，观其行”吗？可以肯定的是港独无空间，强权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