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庆丰包子排队点餐，而引起官媒赞扬“简朴亲民”的新闻，让人不仅想起大马英明的首相。
遥想2011年10月18日，纳吉吃著廉价的“一个大马人民午餐”新闻，也是登上了各报的封面。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国内百物涨价一波未平，连环点点浪花又掀起。此时马币3令吉还可以买到首相当年手上捧著的杂菜、鸡肉和煎蕊冰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争论过，我们外形思想都会随著时间从指缝间流逝而改变，从什么意义上说那个曾经的自己还是现在此刻的我呢？如果一个人的身份真的取决于记忆的叠置，也就是所谓的意识，那些在选举前挺国阵的群众，在感官上会不会觉得认识的首相和其政府，已经判若两人？而他们本身也会不会因势利导，逐渐改变原本的信念，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
但是不少学者曾提出分析，乡村和城市的区别，是造成国阵不败的神话。毕竟双方不同的生活方式、面对的环境以及关心的议题都不同。在野党一日想不出破解被乡村包围的策略，要谈执政中央，需要很多次的IniKalilah！此时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感受到的百物涨潮压力，即使在舆论中如何汹涌，到了蕉风椰林，流水田野间，国阵可能只需要用一张马币500令吉的补助金支票，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风里频频回顾，这个国家能走到这个地步，能以黑钱外流而举世闻名、能以债务高攀而沾沾自喜、能以无能胜有能、能比美国先登陆木星知道哪里也有了通货膨胀；除了国阵的努力之外，不能少了如巫统关丹区部妇女组主席再敦末（Zaiton Mat）这类要异议者移民，执迷不悟犹唱后庭花，美貌和智慧都没有的支持者。
更不能缺乏如马来西亚伊斯兰消费人协会（PPIM）主席纳津佐汉（Nadzim Johan）这种替政府大量削津涨价的举措而缓颊的人。他提出炸香蕉为副业的建议，可以媲美宗教符号学教授，罗柏兰登解开达文西密码的能力。
到底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如此这类的奇人异士？又或许他们都是对的。为什么要把吉隆坡变成一个向政府泄愤示威的城市？来到威尼斯，就该乘坐贡多拉沿著几条曲折离奇的水路，追悼昔日的余晖。在伦敦街口路边禅坐的一樽鲜红邮筒前，就该浪漫地寄出一张明信片。
而在吉隆坡，就应该乖乖地在家里种辣椒和香茅，如此才能和种蕃薯的官老爷们，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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