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庆丰包子排队点餐,而引起官媒赞扬“简朴亲民”的新闻,让人不仅想起大马英明的首相。
遥想2011年10月18日,纳吉吃著廉价的“一个大马人民午餐”新闻,也是登上了各报的封面。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国内百物涨价一波未平,连环点点浪花又掀起。此时马币3令吉还可以买到首相当年手上捧著的杂菜、鸡肉和煎蕊冰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争论过,我们外形思想都会随著时间从指缝间流逝而改变,从什么意义上说那个曾经的自己还是现在此刻的我呢?如果一个人的身份真的取决于记忆的叠置,也就是所谓的意识,那些在选举前挺国阵的群众,在感官上会不会觉得认识的首相和其政府,已经判若两人?而他们本身也会不会因势利导,逐渐改变原本的信念,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
但是不少学者曾提出分析,乡村和城市的区别,是造成国阵不败的神话。毕竟双方不同的生活方式、面对的环境以及关心的议题都不同。在野党一日想不出破解被乡村包围的策略,要谈执政中央,需要很多次的IniKalilah!此时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感受到的百物涨潮压力,即使在舆论中如何汹涌,到了蕉风椰林,流水田野间,国阵可能只需要用一张马币500令吉的补助金支票,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风里频频回顾,这个国家能走到这个地步,能以黑钱外流而举世闻名、能以债务高攀而沾沾自喜、能以无能胜有能、能比美国先登陆木星知道哪里也有了通货膨胀;除了国阵的努力之外,不能少了如巫统关丹区部妇女组主席再敦末(Zaiton Mat)这类要异议者移民,执迷不悟犹唱后庭花,美貌和智慧都没有的支持者。
更不能缺乏如马来西亚伊斯兰消费人协会(PPIM)主席纳津佐汉(Nadzim Johan)这种替政府大量削津涨价的举措而缓颊的人。他提出炸香蕉为副业的建议,可以媲美宗教符号学教授,罗柏兰登解开达文西密码的能力。
到底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如此这类的奇人异士?又或许他们都是对的。为什么要把吉隆坡变成一个向政府泄愤示威的城市?来到威尼斯,就该乘坐贡多拉沿著几条曲折离奇的水路,追悼昔日的余晖。在伦敦街口路边禅坐的一樽鲜红邮筒前,就该浪漫地寄出一张明信片。
而在吉隆坡,就应该乖乖地在家里种辣椒和香茅,如此才能和种蕃薯的官老爷们,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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