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说有人疾呼“北京话已经消失了”，我便去读了一些相关资料。果然，在中国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下，北京土话正濒临灭绝。年轻一代不讲土话，懂土话的老北京凋零，而与土话唇齿相依的胡同文化也迅速让位给地产霸权。不可谓不惨。
至于是不是比马来西亚的华语或方言境况更惨呢？我不知道，同时我也认为这种“谁比谁惨”的较量没有意义，因为重点不在“谁比谁惨”，而是你发现问题后选择如何去面对问题。
北京土话濒危，所以爱北京土话的人做出了种种努力，录影录音、提倡立法保护方言、呼吁停止普通话对媒体的垄断、计划将方言纳入中小学教材，等等。他们没有告诉你：你看，那谁谁谁不是比我们更惨，然后就袖手任北京土话自生自灭。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而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你的行动。你喜爱本土华语，喜爱方言，那就在生活上多讲多写；你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利，那就将心比己，协助其他社群去维护这份权利。不必费精神计算“谁比谁惨”，应当尽心力思量“如何做得更多”。
语言的事如此，推动社会改革的事亦如此。我见到身边许多参与公民运动的朋友在积极推动著监票员计票员培训，穿梭巴刹夜市派发针砭时政的《向阳花报》，走入埠仔街场讲解环境公害或执法单位滥权等社会议题。他们有的是怀孕兼拖著幼童的师奶，有的是每周工作5天半早晚骑摩哆往返新柔长堤的蓝领，有的是没有入息，而且还欠银行一屁股升学贷款的债仔大专生，但他们没有因为比下有余就对剥削逆来顺受，念兹在兹的只是个人如何能付出更多。
与几位柔南黄色行动小组的朋友闲聊，讲到他们影印的“回家投票”四语汽车贴纸。这贴纸起初他们只印了100张，供身边的亲友流传，目的是提醒游子，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游子回乡投票。后来不断加印，已印了两千多张。
有人告诉他们，数十万我国公民在新加坡工作，其中又有那么多是在做厂工，你们应该在厂巴上粘这贴纸。于是他们凌晨爬起床，在厂巴司机吃早餐的地方等候，与司机沟通，说服司机在车身粘上“回家投票”。
有人告诉他们，每日进出新马的有许多是摩哆骑士，你们应该明确地把讯息传达给骑士。于是他们又印了可以贴在摩哆上的小贴纸，建议骑士们粘上。
“粘上贴纸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但在这个小动作中我们看到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司机或一个骑士对他们公民责任的承担。即使有的人过后在关卡被刁难，不得不撕下贴纸，但至少在这过程中他们已体会到自己遭受不合理的对待。”其中一位朋友这么说。
听著他的分享我突然恍神想到：“换政府”这口语表述看似简单，但在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它大概不太可能成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