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新加坡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虽然同样是黄面孔，但一眼即能望穿哪一个是新加坡人，哪一个是中国人。不需经由交谈，从眼神、仪容，就告诉了旁观者新加坡人的社群边界在哪里。
在老李的国家建构下，新生代基本上已失去传统华人的文化特质，其“华人性”甚至还不如李光耀所属的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的社群。
在李光耀的建国之路，最大的威胁来自受华文教育而政治立场又倾向左翼阵营者。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人民本来就有结社的自由。李光耀本身可以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但没有权力去压制人民选择哪一种语言与文化，来做为自己在社会生活的自由。
他所谓的全盘西化、否定中华文化价值论、并以地处伊斯兰世界特殊地域，避免被周边国家误会新加坡可能成为第三中国等外在威胁论，来做为国家认同建构的理由，迫使新加坡华人放弃母语与中华文化。事实证明，太多的敏感性联想与假设下所订定的游戏规则，严重扭曲了两代新加坡的人生价值观。
当然，老李晚年看到中国的强大，意识到新加坡可搭乘中国崛起的顺风车。但是，长期受功利主义熏陶下新加坡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已被扭曲。
李光耀要新加坡人遵循他所勾划的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子，是因为在他主观的意识里，中华文化没有经济价值。
直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潜力，才体认到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互不相矛盾，在政策上开始大捧中国的大脚。然而，被李光耀管得死死的新加坡人，在那时期已流失绝大部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严重倾向功利化。
今日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竞争力？科技掌握能力领先许多国家，但在精神层面？艺术与文学鉴赏能力的匮乏，那可是无法勉强的事。
文化底蕴的薄弱，注定新加坡无法产生世界级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小格局、借助外来势力支撑国家经济，未来的新加坡还要面对更大的社会成本来支撑国家经济成长。新加坡的幸福指数愈来愈低，自以为是的人民行动党精英们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