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镇的基加村，是一个有100多家农户的苗寨，坐落在碧绿的乌滩河岸边，四周青山环绕，是一个城里人梦想的世外桃源。
村里宁静闲适，但又略感萧索和寂寞，没有鸡鸣狗吠的野趣村景，也看不见喧闹玩耍的孩童。只偶尔可见挑著菜蔬的老者，或背著猪草的妇女，在村里的石阶小径上踽踽而行。青壮年和孩子们都哪儿去了呢？
基加村的情景，正是今天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早前刊登了自由撰稿人“玉川”的苗寨纪行，述说了一个逐渐消逝的苗族村寨。
玉川是跟一组艺术家，去贵州深山里探索苗寨采风。他形容，基加村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寨子里似乎过于安静。住了几天之后终于明白，村里的多半村民都到城里去了，青壮年的去打工，孩子们去上学。
深山苗寨里的青壮年可能散布在全国任何城市，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在广东的制衣工厂，也可能在浙江的电器流水线上。苗寨依然是苗寨，但内瓤已经今非昔比了。
基加村很美，家家户户都是木楼，楼下养牛或养猪，加上储物，楼上通常有四五间住房，一道长廊一排长椅，是人们闲坐和晾晒衣服的地方。比起拥挤的城市居所，苗寨木楼既宽敞舒适，又通风透气。
玉川他们一行人住在村民杨秀芬家。偌大的木楼平时只有秀芬和婆婆居住。一个女儿出嫁了，另外两个孩子在丹寨县城上中学，住校。秀芬的丈夫张秀清常年在外地打工，架设高压线。
正休假在家的张秀清说，他很快又要走了，到内蒙古去参加另一个高压线项目，至少半年。问他想家吗？他说，当然想；但外出打工能多挣钱，两个孩子上中学，需要不少钱。
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房东说，村里的情况几乎家家如此。那么，青壮年都外出了，田地怎么办？张秀清说，他家的田地不种了，给了别人种，只留下8分地（约7760平方公尺）种菜。
苗家人义气豪爽，喜欢喝酒。房东家的邻居张树林请玉川等人过去吃饭喝酒。张树林已经在外打工将近20年，现在定居在广东省广州市。太太也是苗族，有一个7岁的女儿。他家有3兄弟，都在外面打工，每年春节回苗寨过年。父母曾一直住在村里，现在父母都已去世，老宅就空了。
空著的老宅怎么办？张树林耸耸肩说“就这么空著吧”，偶然回来还有地方住。那将来还回基加村定居吗？他摇摇头说不会。
“孩子住不惯，不喜欢这里的厕所，也不喜欢泥泞山路，她习惯了城市生活。”张树林说，村子里像他家这样老人过世后，没人居住的空宅还有好几家。他家的田地都种了杉树，省去了耕作的麻烦。
基加村曾经有一所小学，孩子们都在村里上学。可现在村级小学都撤销了，孩子们都集中到乡镇小学上学，有的人家甚至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于是，村寨里常年安安静静，听不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看不到孩子们打架嬉闹。
孩子们在城镇环境下长大，苗寨的习俗和传统对他们还有多少影响？他们还愿意回山寨生活吗？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寨，前途在哪里？
苗寨好山好水 年轻村长仍抱希望
基加村的村长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叫张仁忠。玉川跟他聊起苗寨的现状，他叹了口气，“唉，好山好水好风光，架不住‘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深山里的寨子留不住年轻人呵”。
张仁忠说，村民出去打工是势在必然。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下，苗寨也参与其中。通过到外地打工，农家有了更多收入，农民手里有了现钱。不少农民甚至在城里购置了房产。
而山里苗家人的生活与20年前相比，可说翻天覆地，不少家庭都有电视、冰箱甚至洗衣机，村民的温饱已经不成问题。
但，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家成为空宅，如何使逐渐萧条空旷的村子重新兴旺起来呢？张仁忠想了想说，虽然潮流难以阻挡，苗寨还是有前途的。
“我们这里远离尘嚣，有秀丽的山水，新鲜的空气，天然的健康食品，这些都是城里人向往的。我们希望发展旅游业，不仅吸引游人来苗寨度假游览，也希望能吸引更多苗家年轻人回到家乡。”
自生自灭的古老艺术：苗家蜡染
玉川认为，发展旅游不失为一条路。但实际上，基加村或许应该更珍惜和发展自己的宝贵文化遗产——苗家蜡染。
苗家蜡染祖祖辈辈由苗族妇女传承下来，用蜂蜡在白粗布上做图，天然植物做染料，染织出一幅幅蓝白相间的精美艺术品。传统上，这些蜡染布用于苗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婚嫁、生子、葬礼和祭祀。
村里几位杨姓姐妹成立了一个蜡染合作社。她们的精湛蜡染技术，甚至吸引了一些海外艺术家不远万里进入深山苗寨向她们学习。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也是慕名前来学习这门古老的工艺技术。
遗憾的是，尽管苗族蜡染据称已被列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已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地处深山，这些苗族姐妹们的很多作品只能束之高阁，找不到销路。
中央美院的教师吴啸海深为这一古老艺术而感动，并为它的现状略感担忧。他说，对于一种珍贵艺术形式的保护，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标本”式，把这种艺术形式放进博物馆，让后人观赏。另一种途径是滋养和帮助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鼓励和支持艺术家，让它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苗家蜡染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对城市化大潮和苗寨的衰落，仅靠像杨氏姐妹这些苗寨妇女的坚持，这门古老的艺术还能走多远？
扶贫移民政策加速文化消失
在贵州深山苗寨的经历，让玉川感触很多。但最令他不安的是政府正在实施的扶贫移民政策。
当地政府在城镇郊区兴建了很多新楼，号称移民新村。动员偏远贫困山区的苗族人家，拆房搬迁到移民新村来居住。每个离开山区接受移民的农民，可以得到3万5000元人民币（2万1000令吉）政府补贴。
在基加村，没有什么人愿意离乡背井，搬到城镇水泥楼房去住。离开祖辈生活的苗寨， 离开青山绿水、木楼梯田和父老乡亲，不能养猪养鸡，不能自己种菜，不能自给自足，又不会讲汉话……这不仅是山寨的逝去，而是一种文化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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