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的参与泛指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事务的投入，课题可涉及政、经、文、教。这些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事务，人人都有表达看法的自由与权利。
在308大选后，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机会越来越多，也相对开放。公民社会团体多次动员，也让相关单位不得不立即反应。时事评论人廖朝吉说，大马民智已开，但还是缺乏形塑理性思考及表达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需要由更多知识群引导公民慎思明辨。
他坦言，大马人民还无法很好使用所掌握的语言及知识，表达对一些公共事务的看法。“大马的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保障大家的读写能力，但是否能以语言来思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认为，大马人目前具备表达的工具，但需要通过参与公民议题、大量阅读才能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毕竟它是一个累积及精进过程。
他续称，民主进程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里出现的各种乱象，公民必须具备理性分析的能力。
“公民求知过程是漫长的，公民必须做功课，不要被别人牵著鼻子走，必须深思明辨，获取充分的资料。”
马来西亚在308大选后至少举行了5场大型集会及游行，包括净选盟709大集会、109绿色盛会、226反莱纳斯集会、325华教救亡运动、428黄绿大集会，这还不包括各别组织提交备忘录给政府部门的行动。
廖朝吉说，要有效传递民声必须要有知识群的参与。
“知识群包括大学院校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掌握了细腻及准确的资料，由他们进一步把诉求付诸于理性讨论平台，政府才有接应方式。具体的表现就出现在法令的修订及新法令的诞生。”
媒体肩负重任
理性讨论也建立在公民究竟能获取多少的信息的基础上。廖朝吉认为，媒体在获取充分的资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公民只有通过媒体才能摄取到一些信息，进而反复思考，否则公民会从网上搜索，听信各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及谣言。
“相关资讯不透明，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摄取，对公共议题的制定及产生的结果也没有被预先知会，因此只有透过媒体揭露和阅读，不断冲破关卡，关注这个事务的人才有资料阅读，行塑自己的语言及理性判断。”
《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蔡青翰说，启迪民智的任务不仅仅是操在媒体手上，公民本身也可以透过其他管道掌握更多讯息。
他表示，在许多公共议题或集会的新闻中，一些报导会模糊集会的诉求及焦点，更延伸各种侧边新闻，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必须回头看集会的诉求是否合理。
他补充，一些涉及到政府的课题，政府也应该要回应及提出有力的证明，予公民一个交代。
嘉宾开讲：著重公民教育 减少谩骂文化
大马外在环境约束言论与结社自由，因此互联网成为言论自由的净土，时评人廖朝吉认为，要减少网上各种谩骂及渲泄的乱象，大马需著重公民教育。
他说，联合国人权宣言保障了结社和言论自由，因此要保障完整的民主制度，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过，除了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以外，塑造良好公民也需依靠一套公民教育。
他以台湾为例，指台湾就连民选的总统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和批评，这个言论的权利是受到保障的，没有人会阻止你。
“台湾人经常自诩连总统都可以骂，当然我们不鼓吹这种谩骂文化，但台湾政府后来发现人民似乎对公共事务不热衷，如今他们更强调人民公民教育。”
芬兰全球最成功
全球推行公民教育最成功的国家是芬兰。这个曾在2009年国际公民教育与素养调查计划下被列为公民教育领域第一名的国家，在中小学课程中就加入了道德课、宗教课、心理及哲学课。学生从小就被灌输同理心、友谊、正义、信任、公正等价值观。
芬兰人在青少年阶段就会开始思索自己在地方、国家、北欧、欧盟事务上，可以扮演什么角色；需要学习的公共事务包括；各类福利制度、媒体、司法、国防与外交政策，可以造成何种影响？芬兰国中生也必须接受理财教育、税务与经济学课程。
专家补充：5年一投 公民冷感
要撇除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冷感，就需要让人民不断参与各种公共议题讨论乃至上街“散步”，而不只是沦为每四五年的“参与感”。
时评人廖朝吉说，大马人已习惯每四五年就需要行使公民权利（在全国选举中投票），但这种5年一次的行动，只会造成人民对参与公共事务冷感。
“我们习惯四五年才行使权利，可是中间发生的变化，大家感受很深。”
他调侃道，上街“散步”也是一种公共事务的参与方式。
“若我们不踏出第一步，对公共事务表达看法和关心，甚至批判和搜索知识，整个民主过程只会流于一种形式。5年前投一投，5年后也投一投。”
《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蔡青翰认为，要形塑有效及理性的公共事务参与度，公民必须练就一身思辨能力，因此可从家里进行微型辩论，社区乃至国家的公共辩论都应积极参与。
廖朝吉透露，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门称为“正义：一场思辨之旅”的开放课程，通过这门课学生可被培养为有责任感、参与感及投入感的公民。
教授这门课的迈克桑德尔以大量案列，融入哲学讨论之中，从哲学家边沁、密尔、康德、罗尔斯，再谈到奥巴马、同性恋、义务征兵制及高速驶向铁道工人的列车交织。在各种场景之中，用对话式推理让参与者反复推演，追本溯源。
听众来电：应开放更多管道接纳异见
听众旭敬在叩应环节时说，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一般会通过网际网络表达心声，可惜很多的心声却无法被听见。
他直言，许多可传递民声的管道实则受到控制，因此有关当局应保持开明态度，开放更多管道，接纳更多异见。
“若有关当局保持开放态度，我想人民是不会选择走上街头的。”
他续称，人民的情绪被压抑太久，因此选择在4月28日走上街头。
听众熊先生也同意政府有提供管道的说法，但认为政府接纳异见的程度有待商榷。
他表示，自己曾出席一些与政府官员的对话会。每当民众要求解释一些问题时，却被告知因为一些信息是官方机密而不可以被讨论，这对出席的民众是不公平的。
来自砂拉越古晋的听众汪先生则对大马在308大选后充满各种“乱象”感到不满。他认为，大马经济必须先搞好，减少各种政治化言论，目前重要是解决温饱问题。
时评人廖朝吉在回应听众叩应时说，308大选后大马的公民社会出现大跃进，尤其是许多课题已成为跨族群课题，也在全民内发酵，整体发展正面。
竞争式民主让民意变重要
公民对公共事务积极发言，也取决于大马竞争式的民主已成型，在两党或两个阵营积极拉拢民心下，民意显得重要。
时事评论人廖朝吉说，早期在君主制和威权主义时代，人民的生活是交付给国王和政府。“在封建制度下，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决定人民命运，人民是顺民。当年西方国家批评亚洲国家是威权型国家也指这些政府高于人民，采用家长式的方式来领导。”
他说：“过去在没有竞争的时候，发现到不存在这个（民意）问题，是他们（政府）说了算。例如早期的中国。”
他表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生建设时曾说，人们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民主。“这显示了当时温饱是大过公共事务的问题及政治诉求。”
从“我”到“我们”
当解决温饱问题后，随之而来人民会要求更多的民主和正义。用“民主”这把尺衡量大马的政治氛围，廖朝吉认为民意在大马已看俏，竞争式民主就看双方如何把民意收纳进来。
廖朝吉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本科，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他表示，民主进程是需要大家从“我”过渡到“我们”的概念。
“当国家经济开始发展，人民开始对除了自己之外，就想到‘我们’。这时候你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群体的问题。”
他续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组织政党、社团、不同利益团体与政府单位交涉，通过会议、诉求、备忘录乃至上街游行，表达民声。
竞争式民主也可被视为两线制。这个从1980年代讨论至今的政党轮替概念，在308大选后，5个州政权落入民联手里已出现雏形。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曾说，两线制的方向正确，让政党间有竞争，让人民有选择，而且能取得制衡作用，迫使政府听取民意，也让华族获得更好的待遇。
开讲嘉宾：廖朝吉（时事评论人）
电台主持人：邓佩银、梁金龙
